陆锡兴《中国古代器物通览》震撼上市
{:4_113:} 想买只有两个字，我只说一次目前能买到的只有《工具卷》，反正慢慢等吧
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5%2F0816%2F5a717558j00t132of009ud200u000kdg00hd00bs.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中国古代器物通览》系列丛书是以陆锡兴教授为总主编的专家学者团队，经四十年时间精心搜集材料而编成的总11卷12册约1500万字的基础性、综合性大型工具书项目。丛书参与编纂撰写者均系相关领域资深学者与研究人员，常年从事并致力文物考古与文献考释工作，积累有大量的文献书证资料与考古发掘报告，并编制有材料扎实的卡片和笔记，在集众人之力的基础上撰写条目，详细讲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器物知识，同时配以绘制的示例线描图及拍摄的实证文物照片，广泛涉及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居家生活等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器物通览：工具卷
《易·观》云“观国之光”，中华礼乐文物之盛，举世闻名。《中国古代器物通览》丛书正是一部以古代器物文化为内容的大型系列辞书。
《通览》以历史文献为线索，贯穿古代器物大类。丛书所收条目有严格的文献依据，现代称名则不被采纳，因此熟见的器物可能有陌生的名称。贯彻这个古器物的古称名原则是有实际意义的，因其可使器物内容和“符号”回到当时的真实中去。名实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器物的由来和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这对从事考古文博研究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认为只有文献内容是远远不够的，持续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使大量古代器物重见天日，学术界孜孜不倦地努力，迄今积累起了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这对于文献工作者同样是必须参考的。
古代器物是人类物质文明的一部分，而有形之物的具体结构、形状和质感，是文字表达力所不及的。中国自古有“左图右史”的优良传统，即强调文字内容和图形资料同等重要。而图形资料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传世和出土的实物，传世品多瑰丽精美、流传有绪者，而出土文物则断代明确并藴涵丰富信息；二是古代绘画和图籍，前者能显示器物的背景，后者是解释名物的专门著作，所著录的器形和定名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因此，在本丛书的编撰工作中，条目所呈现出的面貌，不仅要正碓把握文献内容，同时还要吸收考古研究成果，图文配合。根据不同条件，丛书中所配插图也分为手绘图示与实物实景拍摄照片两种不同形式。
丛书的编排科学有序，区分主要条目和次要条目。丛书体例规定，某一种类器物的核心条目要全面叙述其形制源流，能够覆盖其属类的一系列条目，这实际上也是在全方位研究整理某一种类器物的历史。因而，完成整套丛书，理论上也即意味着完成了一项规模空前的有关中国古代器物的调查研究工作。
中国古代器物门类复杂，包罗万象，除了常说的衣、食、住、行，还有文、武、礼俗等各方面。丛书大类划分包括：工具、兵器、刑具、珍宝、钱币、文具、建筑、乐器、器皿、杂具、礼仪、博戏、舟车、牌符、服饰、纺织。因之形成丛书的十一种十二卷的规模。各卷内容相对独立，可供某方面专门的查检、参阅，如果要全面了解、获得有关中国古代器物的全面内容，则可求诸整套丛书。
丛书第一卷为《工具卷》。工具是人类劳作使用的器具，创造工具是人类智慧的体现；工具保障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其发展标志着社会的文明水准。
通过《工具卷》所收条目中的考古发现材料，我们可以梳理出有关中国古代工具发展的概要重点：旧石器时期，中国古人就能够简单加工石块、木棒、兽骨；到了新石器时期，则已能精细地制作工具了。中国早期文明的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在古铜矿遗址内发现有铜制、木制工具及采矿工具设施。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则发现有可配合使用的成套简牍制作工具，其后汉墓中还出土有全套木工工具。西汉以后，铁器农具逐步普及，提高了工具品质；同时中国古代医疗用具也渐成系列。远古时期中国先民即已留下原始天文遗迹，而在汉墓中也意外发现了星占和观察天象仪器——现可见最早的圭表、星盘。至于纺织用具，在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已发现有简单工具，东周墓葬也出土了多件部件，西汉墓更是出土了完整的西汉织锦机器模型。
到明代时，中国诞生了两部极重要的工具类著述：明崇祯十年（1637）刊行的宋应星《天工开物》是有关中国古代技术生产的集大成著述，书中不仅有详细文字记载，还附有200多幅插图，全书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的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涵盖了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明代后期耶稣会传教士传入西方科学技术，天启七年（1627）刊行的德国传教士邓玉函和王徵合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这两部著作为中国古代工具器物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书证和图绘示例。
工具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工具卷》以大量词目为基础，全面规划组织，从而形成整体性的中国古代工具及研究概览，总结先民这方面的成果，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编履历
陆锡兴，1947年生，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辑，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语言学科带头人。中国文字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辞书学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涵盖古代器物文化、文物考古、秦汉古文字、汉字史、出土文献学、训诂学、词汇学、辞书编纂等。2001年受聘南昌大学担任语言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开设文字学、器物学等研究生专业课程，获国家级奖项一项（第四届王力语言学奖，1991年）、省级奖项一等奖一项（江西省社联一等奖，2019年）及省级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一项。撰著有《汉字形体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等级“优秀”）、《汉字传播史》（获2018年教育部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汉字民俗史》《汉字美术史》等，编著《汉代简牍草字编》，主编《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参编《汉语大词典》，并担任主要撰稿人，兼责任编辑，拟定词典插图工作细则，完成第一卷、第二卷插图工作；参编《现代汉语大词典》，担任主要撰稿人、主要审稿人、编委；担任《辞源（第三版）》分主编（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发表学术文章140余篇，包括在《文物》《文献》《考古》《中国历史文物》《考古与文物》《中国书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南方文物》《学术集林》《中国文字研究》《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西域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国语文》《中国社会科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简帛》《出土文献研究》《古汉语研究》《历史教学》等核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80多篇。
编纂历程
丛书主编陆锡兴教授是在考古学、古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专业学术领域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于1980年特聘进入《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担任词典主要撰稿人，兼任责任编辑，拟定《汉语大词典》插图工作细则并完成第一卷、第二卷插图工作。与当时共事者金文明、傅元凯、虞万里、徐文堪、李明权、李瑞良、徐时仪、唐让之等共同切磋。另曾任《现代汉语大词典》主要撰稿人、主要审稿人、编委，2012年担任《辞源（第三版）》分主编。不但具备优秀的编辑与学术素养，更兼具专业美术素描功底，高度契合并胜任丛书编纂工作。丛书由其创意设计，担任总主编，于1980年代中期立项成立编委会，采取集中收集文献资料和分散收集专门资料办法，共在1000多种古籍文献基础上制作资料卡片约30万张。各专门类别由相关领域资深专家学者分头撰写，最后经总主编定稿，并配以大量线描图及实物照片，其中含有丰富的作者实地考察、实地研究的材料与实地调研拍摄的照片和绘制的高质量插图。
丛书编纂历经四十年，编纂初期正是学术复兴阶段，学术界热情普遍高涨，有条件在学术界广泛联络，在大联合、高配合的情况下启动。如这样大规模、长时期、高质量的工具书编纂，横跨多个学科，可谓仅有。参与编撰者中包含来自沪、京、宁三地的高校、研究所、博物馆及专业出版社的专家学者，既有工具书编纂的特长，又有专业学科知识的优势，并且注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使收录内容的科学性更上一层楼。本着强调古代器物内容的全面性，注意古代器物名称和实物的一致性，做到资料性和实用性结合，图文并重、相得益彰，提高了其使用价值。对于语言文字研究、文博考古研究、民俗研究、文玩收藏及一切相关领域研究者、教师、学生和中华文化爱好者而言都是必备的参考。
《中国古代器物通览：工具卷》
陆锡兴 主编
978-7-5760-5072-1
398.00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由陆锡兴教授领衔专家学者团队耗时三十余年精心搜集材料编撰而成，是集历史性、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大型文博工具书。丛书详实介绍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器物知识，配以绘制的示例线描图及拍摄的实证文物照片，广泛涉及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居家生活等各方面。其中，《工具卷》收录条目为广义的生产工具，不仅包括农业手工业工具，还包括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如天文器具等。 孤帆沧海的学术生涯——陆锡兴教授治学自述
转藏全屏分享
孤帆沧海的学术生涯
——陆锡兴教授治学自述
我祖籍江苏武进，1947年生于上海。老家在槟榔路（今安远路），还记得随大人在马路上向东天空看轰炸机投弹。1950年夏迁居淮安路（今石门二路），依然在幼儿园钻桌子，这个幼儿园在大通路（今大田路）小德勒撒天主堂后，后称新闸路第三小学。父母为了安全计，把我寄养到常州东门外西强村姑妈家，就读于紫云庵中心小学，过了数年孤独的生活。1956年返回上海，就读淮安路小学（原陶行知创建的私立大任小学，后称康定东路小学，改革开放后撤销）。1960年就读长江中学，校址在南阳路（南京西路北面，西康路、同仁路之间），南阳公园隔壁。我家地处老上海的文化中心，幼儿园几十米外就是王国维旧居，小学百米外就是张爱玲故居。从我家石门二路到长江中学要经过泰兴路、新闸路、北京西路、陕西北路、西康路，一路有阮玲玉故居沁园新村、上海美术学校（后改为高教局）、中华书局上海辞海编辑所、蒋介石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基督教怀恩堂等等，不胜枚举。长江中学初中我所在的班级两位班主任，一位叫虞岫云，是大名鼎鼎虞洽卿的女儿，诗人，有诗集《湖风》存世。初二初三的班主任叫武桂芳，民国时小说作家，夫君金性尧，即“文载道”，两位都是出身浙江嵊县名门大家。两位在民国时积极从事文化事业，接近左派人士。金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文史大家、作家，晚年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编有《金性尧全集》。武老师家在今上海辞书出版社对面弄内的独幢三层楼，楼梯边有多帧清代朝服官员照片，底楼、二楼正厅挂康有为、梁启超书对联，大客厅书籍盈架，书香扑面。1970年代考研还请金先生到辞书社借阅图书。武老师对我有莫大恩惠，不仅是老师关怀和教育，她开启了我学问大门，走向孤帆一片的航行。
1952年我背着个皮书包去常州东门外亲戚家寄住，一书包内都是香烟牌子，从游戏到欣赏，我渐渐着迷绘画世界。忽然发现村前岔路口人家来了位画照佬（为人画遗像者），他用毛笔给我画了古代官老爷，让我大开眼界。不久在后村人家有病人说胡话，令我吃惊的是这位画照佬在病床旁喝酒，床边挂着他画的朱笔钟馗捉鬼图，用来躯鬼赶煞，医治疯病。这次给我幼小的心灵很大的震动，对绘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农村物质缺乏，几乎没有纸张，要找纸很不容易。我把照相簿中隔开照片的薄薄的白纸都撕下来，到街上运河边的垃圾堆里找寻片纸。三年级回上海，我的绘画优势就显露出来，老师叫我画教学用图。五年级时花钱进入社会画室，画室在新华电影院后门凤阳路一家石库门房内，画室老师住在宁波路，可能就是画室对面的广告公司的画师。为期三个月的素描学习，我的习作被老师拿来作范本介绍，那个班的大部分是同济大学建筑专业学生，是来专攻素描的。初二年级经学校推荐我考入了“上海静安区青少年业余艺术学校”，该校坐落在新闸路五四中学（原大同大学），此校设置了提琴班、舞蹈班和美术班。美术班分甲、乙、丙三个等级，静安区是上海文化高地，学习绘画的学生很多，所以考试录取很不容易。我录取直接进入甲班，这些同学在甲班学习多年，有相当水平，有刊物编辑经常来约稿，把同学作品在刊物上发表。我自估能十拿九稳能考入浙江美术学院预科，不想一个意外因素，中断我走美术道路。几十年后，对美术向往依然挥之不去，除了给自己的《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画插图外，别无发挥余地。此词典的全部素描图、部分质量高线描图是我的亲手所绘，汉字史专著中没有忘记《汉字美术史》。
1963年我进入上海商业会计学校，这是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坐落在南市陆家浜路，在原来中华职业学校校舍，我学的统计专业。这个学校给我创造了两大优越条件，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其一，学校有一幢独立的小洋楼，图书馆就设在这里。我在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图书，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培养了古典文学的修养。重要的读物中有两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一本是丹纳《艺术哲学》，书中对艺术认识，对造型艺术品的分析，正是国内美学评论所缺乏的。我们对美感的分析是堆砌形容词，是隔靴挠痒，不知所云。到现在还在引用“虎卧凤阙”，古人可以，今人还是这样说，就没有长进了。另一本是蒋善国的《汉字形体学》，此书研究了汉魏的汉字实用字体的变革，论述十分精彩，引证繁富，是那时最好的一本文字学著作。可惜蒋善国缺乏传人，后来的著作不能超越此书的水平。蒋先生的国学修养以及富于逻辑的论述，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引导我走上汉字史的漫漫长路，深深影响了以后的文字研究。其二，从学校到石门二路，是西北到东南，几乎横穿了市区。早晨上学有时乘一段电车，走一段路，或者走着去，一路背英语单词、日语单词。下午放学，常常全程走着回去。取道福州路，看古籍书店、美术书店、旧书店，再到南京东路，看朵云轩，然后一路往西参观心仪的上海工艺品美术服务部。这些课余时间一点都没有浪费，不断地充实我的修养，丰富我的文化生活，培养了广泛兴趣。后来进了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从陕西南路回家，也会到南京西路报刊服务部、北京西路报刊服务部，浏览杂志。先是买过期打折的，后来就自己订阅了，这是一种重要的知识来源。南京西路的南西旧书店、南西新华书店也是必到的地方。
文革前文字学界基本就是做了一桩事，为文字改革服务。从论述汉字的发展规律是从简到繁，走拼音方向必然性。我在思想上认同这种说法，1966年，我写了《汉字革命》，从文字结构等方面论证文字改革的合理性。1968年我约了一位闲着无事的朋友作社会调查，访问那些推普标兵单位。
图片
笔者（左）、合作者（右）与部分试点学生合影，1969年
图片
一份学生试卷
1969年春，通过工宣队在静安区西康路小学做了一个学期的拼音试点，班主任是高老师，全班约40余名学生。这个小学离我以前读的中学很近，在西康路近南京西路，大概现在的恒隆广场边。教材是我自编并用英文打字机打印，教材是全拼音的，没有汉字。试点的目的是看看用拼音字母替代汉字到底是否可行。效果可知，拼音作为注音符号没有问题，作为文字有以下缺点：1.拼音形成的音节字形（外轮廓）过于单调，不便识别阅读。2.前后鼻音、平翘舌难以正确书写。3.词儿连写不可能标准化。所以拼音不能当做文字使用。
1979年底，《汉语大词典》筹备小组孙厚朴先生在报上公开招募“有识之士”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1980年我拿着调令1号去陕西南路25弄报到，正式加入编纂队伍。到了一个新天地，我热情高涨，认为以为进入了学术殿堂，可与有识之士探讨学问；以为找到了归宿，可以相互切磋，讨论学问。不想卷入了一件大事，就是“古今字”“通假字”的讨论。早在看到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时，存在疑窦种种。1979年、1980年《辞书研究》连续发表王力学生的观点，我本着职业精神，谈我的不同观点。因为我按照正常的学术讨论，指明商榷的对象。论文由《辞书研究》编辑部转到《中国语文》编辑部，不想《中国语文》1981年第5期全文发表了。编纂处的反应很大，有人不嫌麻烦专门去《辞书研究》编辑部说不要发我文章，个别领导质疑，“他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知道古今字？”还有厚道的老编辑要找我谈谈，讨论讨论。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概念说说透，80年代连续发表了《通假字管见》（1981年），《试论词典的通假处理及其意义》（1983年），《通假立目三题》（1989年），《假借字、通用字、通假字、本字、正字、古今字通辨》（1989年），完整地解释一系列字词关系的概念。字词关系认知的误差是造成错误的原因，是因为对字词关系原理的不理解，我发表了《要正确解释通假现象》（1985年）。在30多年之后，字词关系的研究才为学术界认识。1981年王伯熙《六书第三耦研究》发表，我致信《中国社会科学》指出该文的不足，并提出了我的观点。编辑部告知不宜重发同样主题内容，所以只发了批评的三千余字《关于假借转注的管见》（1983年）。我把这些内容以《假借转注再研究》（1986年）为题另刊发表，为学术界注意。《词分裂的初步研究》（1989年）论文深入讨论词字关系，用中英语文比较办法、引进细胞学说，阐述了字词的两个层次关系，并说明上古声类的形成原因，涉及到对西方历史语音学的批评。
文革结束，以“二简”废止为契机，文字学界除了古今字讨论以外，就是汉字性质的讨论了。这是文字学的根本问题，理论性很强，概念辨别，名词的甄别很有难度。我发表了《近年来关于汉字性质的讨论》（1985年），述评加上自己的观点；《从划分标准看文字类型》（1998年）则按类型区别文字性质，提出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在现代文字方面有《简化字问题散论》（2004年），《汉字的内忧与外患》（2004年），《二简研究》（2005），《论异体字的名称与实质——兼评规范汉字表对异体字的处理》（2005年），《论汉字规范的三个原则问题》（2008年），《审视新字形》（2021年）。对现今通行字形等做了一系列探讨，这里大多数问题是人们没有考虑过的。
经学是传统的经典性领域，自然入我视野。现在经学领域多在文献版本方面下功夫，我的《诗经异文研究》（2019年）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专著，不过其中阐述了汉代的经学历史。《经古文保存旧文说》是研究古文经派的学术传统，旧文体现了家法师说学统。此文论述了古文经学如何保持传本经文原貌的种种措施。这点以前从未提及，但是意义十分重要。还需要说明我对古今字的论述，主要以汉人的经注文字为依据，实际是汉代的经师创造的术语。
家父是古玉收藏者，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特地带我去上海博物馆参观，那时唐三彩镇墓兽用绳子拦起直接放在地上。家父给我些小玉器、铜器等给我把玩，我却从对陶瓷器的偏好，汇合为对古代器物的关注。70年代我业余做了一桩事，收集、绘制古代瓷器器型，阅读现代考古报告、学术著作。买了《饮流斋说瓷》《匋雅》《景德镇陶录》《古月轩瓷考》《瓷器与浙江》等古旧书籍，一本正经准备研究古代瓷器。
1980年代以来各种因素促成我决心投入古代器物研究。经与《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负责人协商，1987年正式开始编纂《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首先我组织了基本数据的收集，当时计算机还不能承担这些工作，只能手工制作卡片。首批1000余种书籍，制卡20-30万张，作为编纂的公共文献基础。1990年我与河北教育出版社连手在青浦召开了编委会，分发了卡片，确定了编写体例。考虑编委的专长和意愿，又做了分工，有些人担任分类主编。
图片
90年代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一次编委会合影
但是实际情况比我估计还差，一是口头承担分工后，并不准备投入，如W会后就毫无消息了，如Y再三催促下，告知我说卡片全部给孙子弄坏了，一张也不剩。如L交来的稿纸合格的只有10来条，他约的成员只交了几十条，实际不能担任分配的任务。如C只交了寥寥几十条，多数不符合要求。如W随意请人写了很多，解释不当，全部不能采用。有些合作者不具备撰写能力，或者不能完成；有些合作者虽不能完成，却私自使用合作成果；有些有能力的，不尽力写稿，不审初稿。只有一个兵器类（成栋分类主编）能基本完成分编工作，大部分不合出版要求，距离合格要求太远了。这个工程最终靠设计者自己一步一步完成。因为书稿不行，出版社方面还是勉强出版了《兵器》《乐器》《建筑》《器皿》四种。以后有故宫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出版，签了合同。由于出版社方面主观或客观的因素，白白地拖延了时间，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不过我尽我的主编责任，把那些没有完成的类别继续下去，有的类别，如“服饰”大类，分编有几个，书稿缺漏、不合格词条占了大部分，必须重起炉灶，全面增减、重写。其中绘制不佳、模糊、陈旧的插图不为出版社接受，只能重做。这个工作量几乎就是重新收词、重写释义、重新插图，工作量之巨，无法想象。总体而言，我在吸收今人成果基础上做了以下工作：删掉不合格词条、扩大收词、重新配图，为了找到优质的图源，我自己跑了几十个博物馆，观摩、拍照，对他人发表的图片尽可能少用，必须使用的，标出参考文献、而且改变原图的形态。现在改名为《古代器物通览》，2023年起陆续出版。
图片
2018年在看校样
图片
2020在山西博物院考察
传统训诂中有名物训诂，主要是辩证名词，着重传本文献中名物之辨，着重于书面名词的来源与区别，并不联系器物实际情况。我撰文提倡利用出土新发现，更新观念，使得训诂学跟上新时期。《利用考古新发现，发展传统训诂学》（2008）、《论传统名物训诂之发展》（2012年）都是从理论上阐述了训诂学的发展。古代器物研究，我的目标不是传统训诂，也不是考古文物学，而是要创建一个新的“中国古代器物学”，是结合传统训诂学、文献学、考古学、文物学的新的学问。《从金石学、考古学到古代器物学》(2007年)一文表达我的设想。训诂学利用考古成果，也会积极地反哺考古研究，可以补充考古学在文献方面不足，同时也可以解决传统训诂某些瞎子摸象的错误。我在《考古》杂志发表了三篇文字：《释“卩”》（1987年第12期）、《“黄君法行”朱字刻铭砖的探索》（2002年第4期）、《考古所见的桃人与桃梗》（2012年第12期）。前两篇是解释考古发现的上的疑难问题，后一篇是解决了考古发现的认知空白，同时也纠正了传统训诂对此问题的误解，使得我们更加清晰可靠地认识客观实物的真实内容。在《文物》发表了一篇《熹平三年残碑补释》（1985），依照传统金石学考据规范，辨别残字，补入缺字，考证文句出处，解释文意，小文都做到了。
字典是知识的浓缩体，是比较全面的知识体，被奉为标准。我家有旧《辞源》，小时候我看不懂。读中学认识武老师，据说金先生在《辞海》出版社工作，就在陕西北路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我几乎每天经过，里面树木葱茏，寂静无声，充满了神秘感。不想20年后我也去从事词典的编纂工作。1965年我经常翻阅试行本《辞海》，进入知识殿堂。进入“汉大”，自然会与我所见的《辞海》比较。《辞海》的插图不多，都是请的高手绘制，插图不仅补充了文字表达的不足，并且增加了可读性。我有美术情结，所以特别关注。在1985年某月“汉大”进入出版阶段，负责插图的美术编辑火急火燎地赶到我家要求配图。我推辞不了，只能承担这项工作。我设计了插图体例，插图流程，并且给第一、二卷“汉大”配图。因为合作不愉快，第三卷才有另外四名同事接手操作，效果可知。《略论〈汉语大词典〉的插图》（1986）一文是首篇论述大型词典插图的论文。2011年《辞源》第三版修订，我担任插图以及分主编，不过插图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这些我在《古代器物通览》（《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改版）中作全面补充吧。
从事辞书专业，也考虑一些理论问题。辞书学是什么？辞书研究者有没有讨论的共同点，写了一系列论文回答这些问题：《辞书学与语言学关系论》（1990年）、《也谈辞书学的独立》（1991年）、《论辞书评论在辞书学中的作用》（2003年）、《辞书的创见与谬误》（2005年）。辞书编辑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编辑，我本人也是从辞书编辑发展而来的，如何定位此种编辑，《专业辞书编辑的三个境界》（2007年）表达了看法。我国辞书编纂体例不严，收词随意，释义笼统是一个通病。《汉字规范与大型历史语文辞书的收字立目问题》（2010年）一文做了一些探讨。
我深刻体会到汉字历史上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当时仅有几种文字普及读物，根本没有触及一些重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简帛、睡虎地秦简、临沂银雀山汉简相继发现，我一头埋入这些简牍的整理，制作卡片，希望理出字形、字义、字音的头绪，发现这些资料内容丰富，其事实与现有的文字认识大有出入。
简牍方面发表了一些论文：《简牍的“/”号考略》（1987）、《评十年来的简帛文字编》（1997年）、《东晋吴应墓疏衣板考释》（2016年）、《简牍释疑二则》（2016年）、《东牌楼东汉名物简考》（2018）、《河西汉简所见皮革》（2021）。《段注补疑》（1988年）是用简帛文字考订补充东汉及清人研究不足。《睡虎地秦简合成词研究》（2004年）发掘秦代大量的合成词，纠正了古代词汇以单音字为主的观点。《新中国出土简帛书释文总录》（1987年）是我編的簡牘文獻資料，应付當時研究者的急需。大约在1980年代初期，西北大学杨春霖教授约我撰写《简帛书与秦汉文字》专著，陕西人民出版社辛立专程来沪落实书稿。这个题目我是有准备的，如果一般要求，半年就可以完成。考虑到古今文字（指先秦古文字与汉代文字，此今是汉代之“今”，非现代之“今”）重要知识点是隶变，隶变关键在汉代草书，所以我决定先做草书研究，1987年开始编纂《汉代简牍草字编》。汉简草字大多字形模糊，没有清晰的边缘。我是修、摹取得字形，并对字形做了一些考订。1989年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数据比较全面的、按照学术规范编制的简牍文字编。
汉代简牍文字不仅是文字学的宝贵材料，也是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材料。我刚到“汉大”就出收集简牍数据，制作卡片，充实到词典中去。写了小论文《充分利用新出秦汉简与帛书》，发表在《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第80期（1980年8月15日）。这样做了睡虎地秦简、马王堆一号遣册、三号墓帛书的数据卡片，《汉语大词典》中看到的这些词汇就是补做的成果。
我越是关心汉字历史，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
民国初引进西方科学研究方法以来，出现各种文字学的著作。胡朴安《文字学ABC》在1920年代问世，此后陆续出现了文字学通论性的著作，北大的《文字学音篇》以文字学教材为名早在1918年出版。至今有多种具有一定篇幅、一定质量的文字学著作行世，多注重汉字结构、汉字的造字法、汉字起源等基础知识的传播，汉字学史也有人涉猎，汉字史方面只限于真草隶篆。胡朴安首次撰写《中国文字学史》，近年来也有三种同名著作出版。比起汉字史，这是比较容易的事，因为认知水平与知识局限尚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人文学科具有综合文史哲以及社会知识的性质，所以，人文学科的专门历史不仅是本学科的需要，也是社会知识界的公共需求。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之一，是中华知识体的基础，任何人都会关心汉字，人们对汉字探求，必然希望理解汉字的历史，可惜没有一种权威的书。同样社会上有几种汉字学史的读物，却没有一种完整的汉字史著作。蒋善国《汉字形体学》中有汉魏文字历史的论述，也不是全面连续的全方位的汉字历史。1980年代进入“汉大”，我进一步了解汉字学界的现状，从萌生研究汉字史，撰写汉字发展史的念头越发强烈。其实在1970年代我就开始收集数据，逐步起建立独特的知识系统，1980年代数据基础更加完备，构思更加成熟，成熟一专题，撰写一专题。
我把汉字史分成四个块面，分别是汉字传播史、汉字民俗史、汉字形体史和汉字美术史。
一是汉字传播史，为汉字向周边民俗传播的历史，也包含了其他民族对汉字的影响。其中有大量未曾解决的理论问题。外族文字对汉字的影响，除了明代以来的西洋文字为大家熟知外，几乎是空白。梵文随佛教传入中土，有专门研究交流的学者断言没有任何关系。我连续发表了两篇有关论文：《从敦煌曲谱看日本民族文字的形成》（1990年）、《梵文对汉字的影响》（1993年）。前者指出龟兹琵琶谱的俗字是一种标音符号，日本把它完善后成为片假名。我把前者投《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编辑很快来信，说“这是他近年来难得见到的好论文”。但是主编从日本回来，认为日本没有这种说法。同年发现此文在《新华文摘》1990年第7期以80%的篇幅转登。周边民族利用汉字制造民族文字，手段是多方面的。《古琴谱减字与其他民族文字的创制》（2015年）、《利用道教文字创造的民族文字》（2017年）两篇论文，指出周边民族如何利用宗教、音乐的某些原理自创文字的情况。古琴谱是一种说明性汉字乐谱，用切割、分解办法创造古琴谱俗字。契丹、女真、谚文都利用了这个原理。契丹、女真的文字，历史上只记载了“汉字之半”，没有“之半”的内容。以前都是研究女真文、契丹大小字的民族语文的专门领域。文字学界对此噤若寒蝉，从未涉足。西夏文的来源是道教真文。而西南片少数民族则是利用民俗礼仪文字形体和民间俗字，来创制自己的方字。《方字论》（2000年）、《反体、反书与民族文字的创制》（2004年）、《谚文字母来源古篆说》（2014年）阐述谚文分解了《淳化阁帖》“仓颉书”部件、笔画，重新组合而成。这些都是秘而不宣的历史事实，中外从未从这个角度探索过。我的传播史研究得到了多篇论文的好评。研究日本汉字的学者潘钧认为：“中国学者提出的片假名来自半字的说法为我们思考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2013年）民族所王锋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汉字文化》、王世友编审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字研究》以及在媒体上做出很高的评价。在多年前汉字传播史已经成为多个高校的研究热点，申请项目，形成汉字传播研究的热潮。
二是汉字民俗史，是汉字历史中不可忽视的方面。汉字的主要功能是语言的书面系统，同时也是政治、宗教、民俗、娱乐等工具，这很可能是汉字的特有现象。《拆字和相字》（1989年）、《盘中诗探源》（2014年）、《许慎时代的汉字民俗》（2006年）等论文，多个侧面揭示了种种现象。
三是汉字形体史。习惯上认为真草隶篆就是汉字的历史，实际上这是传统的笼统的认识，以前写的汉字历史几乎到形体为止。我只是把形体史当做汉字史的一个方面，主要方面来论述。我关心正体字的形成，指出《说文》的作用。《〈说文解字〉以篆正隶，构建形体规范》（2013年）、《唐代的文字规范和楷体正字的形成》（1992年）、《宋体字产生及其在文字史上的意义》（2007年）三篇论文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规范情况。从汉代开始，论述了历代汉字规范历史，指出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出现的匠体字，确立了近代正字形体，以后正体字就是以印刷体为标准了。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形体问题，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要从ABC开始。《印刷版刻技术创造的印刷字体》（2013年），《从出土文物看〈说文〉殳书》（2013年），《古代草书的传授与草字书》（2010年）、《“史书”即八分考》（2007年）、《从魏晋时期字体发展看〈兰亭〉论辩》（2013年）、《九迭篆的来龙去脉》（2009年）等几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说明形成各种字形的复杂因素。汉字发展历经了漫长的时间，如何合理分期，文字学界尚待讨论。中国古代的历史分期是清楚的，社会的形态决定了社会各个环节的发展，所以不能漠视历史分期的共识，自定义分期的名称。文字学、语言学的分期及其名称要向历史学靠拢。我的意见在《论汉字的历史分期》（2019）做了充分表述。
四是汉字美术史。主要是我对汉字形体与美术关系的理解。汉字是写的，也是画的，上古汉字来源图画，这是形成美术汉字的基础。先秦的象形字、汉魏以来的杂体书、宋代以来的装饰字都由此演变而来，不过随着汉字形体的变迁而形式不同罢了。
“汉字美术字”说法是老一辈学者提出的，首创权不属于后人，是我首次把它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对待。以前称为“鸟虫书”，岭南老辈学者有很好的整理，成为古文字的一个分类。传统“鸟虫书”学者注重文字考释，收集数据，积累了丰富的基础研究，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我做的工作是从美术角度系统整理历史上的汉字美术字，发掘新的美术字因素，整理有关的专门名称，使之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我考证这些美术字的正确名称，鸟虫书名称很晚才出现，而且先秦鸟虫书名不副实，它是以云书为基础的美术字。汉代是美术字的成熟期，鸟虫书、虫书、鸟书可与实物对照。杂体书是美术字的主要部分之一，大致从东汉到唐，流行时间之长，仅次于“鸟虫书”，基本是空白。宋元以来美术字体现在实用品的装饰工艺上了，体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我的相关论文有：《汉隶长垂考略》（1990年）、《扁书与漆书》（2006年）、《拆字令到拆白道字》（2002年）、《反左书钩沉》（2004年）、《卫灵鹤之古文篆额考》（2018年）、《飞白书白之由来》（2020年）。
汉字史研究，在2002年出版《汉字传播史》（语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汉字的隐秘世界——汉字民俗史》（上海辞书出版社）。其中《汉字传播史》2013年由鲁东大学全香兰博士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邀请韩国学者朴炳仙教授、崔东现教授、闵丙俊博士对译稿进行多次的审阅，几易其稿，历经四载终于完成这部多达60万字的译著。2017年该译著被列入民俗苑出版社Archebooks系列丛书。这是作为文字学专著迈出国门的尝试，把研究成果推向国际文化界，向国外普及正确的汉字观念，全面的汉字史知识，路途还长，我会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代表著作（滑动查看）
代表著作（滑动查看）
我研究汉字发展历史，前后经历了50年，解开无数环节，打通上下三千多年汉字历史形体演变，希望完成一种汉字通史的专著。在张家口年会上听说中国文字学会有打算上汉字通史项目，我向副会长等表明愿意参加这个项目，没有如愿。2011年看到有“汉字通史”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我参加了竞标，当然不出意料地失败了，我只是看看谁在审批项目，如何操作。第二年我报了个一般项目，有幸得到黄德宽会长的关心，获得通过，五年后在2017年如期完成，获得优秀等级。2021年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辑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介汇编》第一辑。这是为了宣传和推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从2017年和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鉴定为优秀等级的450项成果中选介了166项，涉及21个学科，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更好地促进优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入选”给予我莫大的荣誉和鞭策，老当益壮，继续努力贡献自己微薄力量。
2002年《汉字传播史》在语文出版社出版，2018年《汉字传播史》修订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汉字民俗史》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19年《汉字民俗史》修订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书都作了重大修订补充。2022年出版《汉字美术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汉字形体史》（上海教育出版社）。这样我设想的汉字史系列著作就告完成。鉴于汉字史研究的软弱状态，我还要努力，把汉字史作为人文基本知识推向整个中国，创造条件推向世界，让伟大的汉字文化为世界了解。以前文字史研究范围太窄，注重《说文》、古文字，偏重文献学。文字学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通融文史哲等诸学科知识，综合各方面的文化知识。总体而言传统文字学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外延内涵都没有得到厘清，这是文字学不成熟的原因。
汉字史前人并无成熟的成果，学术界甚至没有把汉字史作为方向研究，我也无同道可以交流。1980年代到出版社，整整20年，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精力有限，成果不能体现我的水平。进南昌大学，从中级职称一下评为教授，时间充裕了，但是学院支持有限，削弱了我在学术界的影响，重要的学术圈子进不去。所以始终是个人独自研究，没有同道，不能培养接班人，更不能发扬光大。什么叫“冷门绝学”？无人或少人问津，没有传承的学问。如果不是规定特定对象的话，汉字史不仅是文字学的基本问题，也是知识文化界共同关注的内容。汉字史研究包括本体研究和文字考释、文献整理，前者是基础理论研究，后者是应用性研究。汉字史研究是靠理论研究建立起来的，理论不上去，学问建立不起来，所以就建立不起汉字史研究的方向。我衷心希望孤帆远航，变为千帆竞发，更多学者关心这块肥沃的土地。
作者简介
陆锡兴，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辞书学会理事。
编辑：刘芳 吴慧欣
审核：真大成 中华博物通考很类似这个，已经出版完毕了也有网络数据库。 amob 发表于 2025-9-1 05:56
中华博物通考很类似这个，已经出版完毕了也有网络数据库。
两套书重点不同，不是彼此取代的呀～～
你这一说，我想起了当初为什么我对《中华博物通考》这套书不太那啥了——它数据库都出了，结果不开放个人用，普通读者只能跑去买书——心好累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