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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英汉多功能学习词典》蓝本 ラーナーズ プログレッシブ英和辞典(第 2 版,1997),出版于 2009 年,翻译时间 1998 ~ 2009。0 P$ ?. M6 Q6 f w4 f% h' X
五南《英漢活用辭典》蓝本 プログレッシブ英和中辞典(第 2 版),出版于 1996 年。; w+ b- P6 i) d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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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典讨论] 英汉多功能学习词典[2011] https://pdawiki.com/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78
) `3 D9 ?5 X, l2 C4 V- [词典讨论] 英汉多功能学习词典从 Kobe 到 Shanghai[20221008] https://pdawiki.com/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922
7 f3 v% r7 r, P# C+ l! H# |& |/ L- [词典讯] 五南英漢活用辭典[1995] https://pdawiki.com/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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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9 ~! r3 u" E( \' v4 w" J- 2023-06-12 翻译《英汉多功能学习词典》——“圣人苦役”的真滋味 https://mp.weixin.qq.com/s/uw4y7qFFODCTUIytF3IVAw- Q- ^& w: h7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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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无图原文。+ N% M, n! l4 h2 m7 k%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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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1978年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的。之前我在上海祖母家借读。之所以那年回到北京父母身边,固然有多个缘由,其中一个是那时候北大附小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设了英语课。而当时包括上海、北京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是从初中起开设英语课。我从10岁即小学三年级秋学期开始学英语,一直学到了1995年夏,也就是博士1年级课程结束,那时我已是27岁,前后一共学了17年英语,不可谓不长。尽管我的专业是日语,从19岁开始学五十音图,但怎么也没想到,后来我竟获得了一次参与翻译英日辞典的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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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译的是日本小学馆出版的英日词典Learner’s Progressive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第二版),中文名为《渐进英日中阶词典》(据“本版序言”)。) d6 q2 O z; D' r& v+ S
该词典初版于1992年,1997年出第二版。我们所做的就是将其中的日语部分翻译成汉语,包括释义和例句部分,当然编辑们还要做其他方面的加工处理。* k6 p! V+ T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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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8 C+ A' T9 r; G! g1 W当初介绍我加入翻译团队的是商务印书馆的陈应年先生。陈先生原是商务印书馆历史编辑室主任,长期从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编辑和审稿工作。1992年4月,我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与日本巴贝尔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日译中翻译竞赛,获得了优秀奖,后随陈先生访问日本,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发奖仪式。陈应年先生是这次比赛的组织者之一。他原来也是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毕业的,曾被打成右派。陈先生本人也翻译了不少作品,译有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合译)、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等,与罗新璋先生合编《翻译论集》,其传略业绩入编《中国翻译家辞典》。* a! [# I) ?3 H4 @2 y+ M
由于有了这样的经历和缘分,加之陈先生也是北大毕业,与我父亲也比较熟悉,于是后来我不知不觉地把商务印书馆当成了自己的家,常常路过时、或有时候就是专门去商务看望陈先生和后来承担《日语研究》编辑的冯建新老师。陈先生五十开外,却已谢顶,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印象中,每次去他那儿,他都在端坐在历史编辑室的大办公室桌前,一边抽烟一边看稿,桌前放着很多药瓶子。分手前,陈先生总不忘送我几本刚出版的经他编辑的书。记得最初给我的是家永三郎著《日本文化史》等“日本丛书”。陈先生还表示希望我毕业后到商务工作。但那时候我已确定保研,辜负了他的一番美意。 % a# X# `- O7 h2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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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8 Y& I3 a# X5 c1995年夏天,陈应年先生邀请我参加由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等几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承担了一部分翻译工作。1998年6月,大会的论文集《论东亚经济的现代化》(东方出版社)出版,陈先生还邀请我和社科院夏应元老师等赴宴庆贺,好像是在王府井附近的萃华楼。
4 F' _8 ~$ T) p1998年9月,我留校工作,不久便接到陈先生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一部英日词典的翻译工作。那时候我刚刚毕业,想让紧张一时的神经放松下来,更主要的原因是,能参与一部将由商务出版的英日词典的翻译,这对于我来说是十分幸运的事情;并且,自认为翻译词典条目不是难事,况且还能学习和提高英语水平,于是就毫不犹豫,满口应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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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I; C! I# \$ y陈先生当时住在东大桥附近,离北大很远。我答应后,记得当年深秋某天下午,陈先生取个中间值,亲自到紫竹院公园与我碰面,将原词典的几页正文复印件和出版社负责人拟定的体例交给我,同时还给了我一沓大开草纸,嘱咐我将复印件上的词条(大词条的话可适当分成几块)剪下,用胶水分散贴在大草纸上,我的译文就写在旁边空白处,然后用笔画线,将译文和所对应的原文连接起来。( t3 c& `6 B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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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做的时候,自然比较新鲜兴奋,但进度较慢。因为,翻译时不仅要准确理解日文,还要兼顾英文原文的句法结构和表达习惯等,力求尽量用自然标准的汉语译出来;此外,还要做剪贴、画线等枯燥单一的手工劳动,比较繁琐。后来,适应了之后就好多了。$ |0 r/ f8 ~; m+ t 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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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试着做了一段时间后,我交了试译稿。没多久,陈先生联系了我这部分稿子的审读人、一位住在离北大不远处的已退休了的一位老老师(名字忘了,好像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帮我把把关。记得她来过我父母家一次,可能是提了一点意见。其实,她没有多改,反馈给商务的意见是,我的译文几乎没有翻译痕迹,还不错。之后,我就多次接到陈先生寄来的辞典复印件。有一次,记得我还应邀到陈先生的家里去送稿子。当时可能正值农历十五元宵节,陈先生特地到公交站来接我,陈夫人还招待我吃了美味的芝麻馅汤圆。
9 l( j, F0 N4 g# a' Y* R9 k" z/ l起初,我一直以为这部词典是多人在一起翻译。直到2003年底,商务年轻的英语编辑邢三洲老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部分漏译,能不能补上。邢三洲老师是这部词典的责任编辑。此时,我才知道,其实就我和另外一个商务编辑在做,他名叫朱泱。我感到十分吃惊,特别是后来得知,他是一位残疾人,翻译了很多著述,更让我肃然起敬、钦佩不已。7 M/ _& U- h4 M7 v0 |
2003年底,我一个人住在位于回龙观的新装修房子里。上完课之后,我就到新家这里来补译漏译部分。当年秋天,我本来要受学校派遣,去日本创价大学访学,但因日方在为我申请在留资格时,误将我的名字写成“均”,与护照上的名字不符,必须重做。所以,一直等到2004年过完春节后,赴日研修才终于成行。之前,我就照常上课。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事情特别多,年初sars爆发。8月孩子出生,之前去医院做孕检也特别小心。其间,还装修了新房子,搬了家。总之,忙得不亦乐乎。终于在临近春节,我完成了补译工作,将一沓译好了的稿子交给了商务的另一个编辑。他后来好像离开商务,出国深造了。现在想,幸亏晚了几个月去日本,否则这部分补译能不能顺利完成就不好说了。
# `& z; T- ]4 p8 s: H% _7 l2009年7月,这部名为《英汉多功能学习词典》的翻译词典终于出版了。从我1998年秋接受任务那天起,直到2009年最终出版,前后一共经历了11个寒暑,可谓十年磨一剑。其实,早在1998年之前,另一位译者朱泱老师就已经开始做了,因此绝不止11年时间。从翻译工作量上看,我从U字头开始做起,直到词典最后一个词条,断断续续地做了不到1年,篇幅占比才8%多,剩下的92%全是朱老师一个人翻译完成的,所以占用业余时间并不很长。编纂词典堪称是一种枯燥繁琐的工作,好比“圣人的苦役”,翻译词典难度要低一些,所以对我来说,此次翻译经历至多只能算是浅尝辄止。即便如此,10多年时间也够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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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Y m) F/ Z* Q截止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英语词典已经编纂或引进了不少,然而,为何要引进翻译这部日本版的英日词典呢?据说这部词典是商务资深英语编辑徐式谷先生在书展上见到后拍板的。徐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曾任商务印书馆原副总编辑,《英语世界》杂志社原社长、主编。他参加编纂翻译的大型外语工具书主要有:《英华大词典》《牛津当代英语动词习语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辞典(英英、英汉双解)》。徐式谷先生曾主编《双语词典研究》一书,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词典编纂学研究论文。因此,徐先生青睐此辞典肯定有其专业性理由的。
' j' M& K1 }( x' H, C0 o日本是世界辞典出版大国之一,又是东方国家,且属于汉字文化圈,在编纂西文辞典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学习型英和辞典最早出现于昭和(1926-1989)前期,如福原麟太郎的《研究社新学校辞典》(研究社新スクール英和辞典,1929)就是这方面的先驱。4 y7 S7 s; |6 D! w; H7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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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d: Y/ Z; s/ A" b- W2 j三省堂《皇冠英和辞典》(クラウン英和辞典,1939)以“用例中心主义”为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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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编,该词典遂更名为《新皇冠英和辞典》(新クラウン英和辞典),更加突出了学习词典的特色,开本也变成了携带式,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岩崎民平的《简约英和辞典》(簡約英和辞典,1941)是受研究社委托,将之前由冈仓由三郎主编的《新英和大辞典》(1927,研究社)改为简约版而成书的。以描写基本词语为重点,并增加了语法解说和精美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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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7 s8 u, V% D2 `% l1956年经过充实,出版了《新简约英和辞典》;胜俉铨吉郎的《英和活用大辞典》(1939)以20万个引用句为基础,强调名词、动词的搭配,其主要目的是为学生作文服务,就连当时的英美也没有此类辞典。7 s8 w6 P7 Y4 s. W1 Q1 {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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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改订后的名称为《新英和活用大辞典》。1995年再度改订为《新编英和活用大辞典》(市川繁治郎)。例子增加到了38万例。书证加搭配,构成其重要特色,是一部非常实用的学习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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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传入中国的《牛津高阶现代英语词典》的前身正是1942年在日出版的《英语习语和句法词典》(Idiomatic and Syntactic English Dictionary,开拓社)。编者之一A.S.Hornby二战前曾长期在日从事英语教学,他针对日本学生最感头疼的英语名词数的范畴与相伴的冠词使用以及复杂的动词句等难点做了关注,特别是将动词句的类型划分为25类,附以详细例证进行解释。名词则区分了可数与不可数,分别进行标注。战后这部辞典的价值真正得到承认,成为后来乃至今天日本和世界学习型英语学习词典的范例。% M) p; r. V9 s; P
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刘小侠副教授曾撰写书评“日系英语学习型词典的设计与编纂——兼评《英汉多功能学习词典》”(载《语言学研究》,2014年第1期),认为该词典是“面向初中级学习者的一本中阶词典。除继续发扬用例中心、语法解说、标注搭配等英和辞典的传统特色外,《英汉多功能学习词典》在以下几个宏观层面上颇具特色”,这几个特色是指“交际功能主义的视角。东方英语学习者的视角。大量照片营造的情境视角”。6 P) W: I! @, s3 t; y
具体说,交际功能主义的视角体现于重视句法、词法和意义之间的关联。例如,“词类变换活用”栏是“基于实用的目的,对动词句、形容词句如何转换成名词句,进而如何造词的过程进行解说,以便让学生在实际的阅读和写作中能够运用这些知识所作的一个尝试。' i3 z+ g& w* B/ M2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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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简单的例子,由He works hard.这个句子产生了hardworking,a hard worker,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但在词典中,work,hard,hardworking,worker等词目是分开排列的。词典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力求作综合处理,把它们集中罗列在一起。同样,就unable和inability而言,词典也是将它们一并放在unable词条中,进行系统的处理。”(本版序言)。刘文认为,这一做法体现了编者对“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概念的意识。交际功能主义的视角的意识还体现于大量的会话类的句例。
! o5 Y9 i9 ~3 [; Q& I其次,东方英语学习者的视角。词目选择:注重与语言、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词语;词义解释:注重通过文化背景与词源典故释义;词语关联:注重通过相关词语的比较、关联、参见构建词汇场;词语用法:注重通过预测进行提示以避免母语造成的负迁移。8 Z6 P) z4 }. A+ U. g% x
第三,大量照片营造的情境视角。一是数量,词典中收录了大约1200幅插图、照片及表格;二是种类,除了插图该词典新增了照片。编者为该词典编纂专门赴美拍摄景物、牌示、标语等照片,并对牌示、标语尽量附上解说,使其能够作为鲜活的英语文化教材使用。* |) G1 C! f9 H" p6 M# A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辞书在近现代都曾有过相互学习借鉴的一面。近代日本吸收了英华字典,形成了英和辞典。而中国的英汉辞典又吸收了英和辞典,使近现代中国最终完成了从英华字典向英汉辞典的转换。仅以商务印书馆出版辞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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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9 |. r; X0 z初版于1928年的《综合英汉大辞典》明确记载了该辞典的编纂参考了日本《日本模范新英和大辞典》《井上英和大辞典》《斋藤英和中辞典》等。即便到了1950年出版的《英华大词典》,主编郑易君写的序言中罗列了13种参考词典,其中第7到第13种为日本版英和辞典(包括一种图解辞典),出版社分别为研究社和三省堂。郑概括日本版英和辞书的特点时说:“有的编排简明,虽有丰富内容,而检查极便;有的解释细腻,能针对东方人在欧美语文上可能有的一切隔阂而加以适当说明。”我们翻译的这部英和辞典在很大程度也是体现了上述特色,故此才有引进翻译的价值和必要。较之从前的参考借鉴,直接引进翻译也不失为是比较一种可取的方法。当然,视国情需要须进行适当改造和完善。( ~# O+ e7 @$ s% `# V3 e
2003年末,突然给我打电话,通知我需要补译的是责编邢三洲老师。之前我不认识他,见到他之后觉得十分惊讶,因为当时他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可如今已成为商务名牌杂志《英语世界》的主编。# a P# w3 ?* L7 I f S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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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8 O' x. i) g8 N# l" t2021年秋,邢三洲老师联系我,想请时任北大外院院长的宁琦老师为《英语世界》创刊40周年题写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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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D0 w# Q5 ]0 y2 ^ C c7 L: b3 O10月23日,商务印书馆在京举办《英语世界》创刊40周年出刊400期出版座谈会。《英语世界》杂志40年间累计发行超过5500万册,造福亿万学子,可谓功德无量。这份《英语世界》杂志也是伴随我中学时代的名刊,曾有一段时期,我几乎每期必看。为了纪念“创刊40周年出刊400期”,杂志社特别设计制作了纪念品,包括复制一本该刊的创刊号,邢三洲老师也送给了我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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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B6 Z b+ L; p. G之前,我到商务印书馆拜访,去的都是陈应年先生的历史编辑室,后来去冯建新和张静老师的日语编辑室。但自从接受这部词典的翻译任务(2003年底后),并且出版之后一段时间,也经常顺便到当时位于四层的英语编辑室见邢老师。后来,邢老师被调至《英语世界》杂志社当主编,办公地点也不在王府井大街36号,搬到了朝外大街,因此我也有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z6 M' K3 q0 p2 B- r0 p
这部辞典的另一位译者是让我万分敬佩的英语编审朱泱老师。朱老师患有小儿麻痹症。偶然看到的一篇报道(1981年1月4日)中说:“双腿残疾的初中生朱泱,刻苦自学英语和科学文化知识,破格当上了商务印书馆英语译著的编辑,曾被评为商务印书馆的青年突击手和国家出版局系统的青年突击手标兵。朱泱正式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已有一年多。他翻译、校订了不少有关经济、政治著作,连同前两年他翻译和校订的译著,总共有一百五十多万字,大部分已经出版。' t4 q+ C" l- e2 _8 U$ 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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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x, x( ~' g1 P# T- ~$ g: q目前他正在从事美国的《生存之路》一书中译稿的校订工作。商务印书馆有关单位的同志说,朱泱还为即将出版的美国工具书《现代经济学词典》作了二十多万字的翻译和二十多万字的校订工作,译校质量都很好。”这篇报道还配上了朱老师伏案翻译的照片。当时,朱老师还是一位20多岁的有为青年。
5 _, k2 ~3 _6 L. I" V40多年过去了,朱泱老师凭藉超人毅力和勤奋工作,翻译校订了众多著作,包括很多经济学、法学名著。仅举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品牌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译著,就有:《论货币和贸易》([英]约翰·罗,1997)、《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英]莱昂内尔·罗宾斯,2000)、《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2015),还有合译的《人口原理(附:人口原理概观)》([英]马尔萨斯,1992)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下)》([英]约翰·穆勒著,1991)、《经济分析史(第三卷)》(1996)、《经济学的三个世界》([美]劳埃德·G.雷诺兹,2013)、《福利经济学》([英] 阿瑟·塞西尔·庇古,2020)、《宪法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美]詹姆斯·M.布坎南,2021)等,他还参与了很多翻译著作的校订工作。0 p* H( h# L/ W: z6 u6 B-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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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手翻译这部英日词典后,特别是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有想见一见另一位译者朱老师的冲动。邢老师告诉我,朱老师平时一周去一次商务,主要在家办公。但我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想着以后有时间再说吧。然而,就在前不久,邢老师告诉我,朱老师已经退休,基本不来馆里了,我可以自己联系朱老师。邢老师还说,朱老师的父亲是商务印书馆原外语编辑室前主任,朱老师其实也是书香门第出身。我暗下决心,不远的将来,我一定要去拜访朱老师一次,听听他的翻译甘苦及人生感悟。从现在起,我就期待着这一天。4 t1 d- K: d5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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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现任职澳门大学的杨文江老师在北大读博的时候,有一次他和我闲聊,无意中说起他也曾翻译过一部英语辞典,就是《外研社英汉多功能词典》(2008),由日本出版的『Eゲイト英和辞典』翻译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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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 P" b" i. i0 m杨老师本科读的是天津大学英语专业,后来硕士改为日语语言学,博士是在北大读的,英语和日语都很不错。并且,与我们不同的是,当初在翻译这部词典时,有多人组成的团队,并且已有了电子版,直接在电脑上做,从接受翻译到最终出版的周期较短。而我们的这部词典历尽了十多年,剪裁贴纸画线,可谓纯手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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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说,他们虽有一个13人组成的团队,但主要是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人出的力最大。尽管如此,从工作效率上讲,有电子文档的条件是我们所远远不及的。
! I3 A) p r. m; j! x9 V) y6 I- B: ~8 x不过,反过来说,手工做有手工做的乐趣和价值,就好比活字排版和电脑排版,效果各不相同。我们互赠对方一部各自参与翻译的词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特殊的缘分。3 l# j$ f" E! G& m2 U+ h0 h, c6 w
外研社1997年推出的《外研社建宏英汉多功能词典》是从台湾购得版权出版,蓝本也是『Eゲイト英和辞典』。但2008年出版的这部《外研社英汉多功能词典》用的则是『Eゲイト英和辞典』的最新版本,重新组织人翻译。较之1997年版,新版收词增加三万余条,达12万条,编写特色更加鲜明,针对性也更强。商务和外研社的这两部词典各有特色、相得益彰,可以互补。8 E1 i$ w9 [- z0 C
我们翻译的《英汉多功能学习词典》出版后,我在词典的编辑人员名单里,偶然看到了池上嘉彦先生的名字。池上嘉彦是该辞典的编委。池上先生在这部辞典的1992年的初版中负责“句型的标示”(初版序言),在本词典蓝本的第二版中,职责也基本没有变化,因为“词义区分、基本义、日英比较和句型沿袭了第一版的内容,分别由国广哲弥、池上嘉彦承担”(本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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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R# S6 F) `# B我与池上嘉彦先生初次见面是在1998年参加工作后不久。那时候,池上先生应邀来北大讲座。我读本科时高年级日语课本里,就有一篇选自池上先生所著『「すると「なる」の言語学」』。2004年,我赴创价大学研修。其间与守屋三千代等几位日本老师一起到位于大阪的日本关西大学参加日本认知语言学年会。之前的准备会上,我见到了池上先生。后来,池上先生担任了我们发表小组的评论人。2008年秋,我还邀请池上先生来北大做讲座,并与他合编出版了《认知语言学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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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接受这本词典的翻译任务时,还不知道池上先生与这部词典的关系,也没见过池上先生本人。这也是一份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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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将此事告知池上先生后,先生很高兴,后来还送了我一本《朗曼英日词典》(ロングマン英和辞典,桐原书店,2007)。这本词典与池上先生渊源很深,池上嘉彦先生与翻译家柴田元幸先生分别写了序。这部词典也是学习类英日词典,为方便日本人学英语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他们二人是日方编委会代表。! o+ A- e. ^* e G- o1 j9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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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意大利学者J.J.斯卡利格(1540-1609)说:“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说: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 d9 Q8 \, F1 a9 Y0 E
我之前在日本讲谈社的打工算不上是编词典,但对其中的甘苦已有了一点体会。在1998年工作后不久,恰逢这样一个宝贵的翻译词典的机会,我欣然接受。与朱泱老师海量的翻译工作相比,我做的实在太少了,但这场经历至少给了我一个实践机会,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十年磨一剑”,为什么说编词典是“圣人的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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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词典出版不久,邢三洲老师通知我去商务领样书,临走时递给我上面印有商务印书馆社标的特质绿色手提包。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的全部手(译)稿。虽然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但我还是打算保存下来,目的是为了给后人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切身体会一下前人手工劳作的辛苦。2 [. G& R; a, ~% V$ 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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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为了写这篇推文,我到办公室把这个绿色手提包从书柜里取了出来,从中抽出译稿,慢慢翻开一张张已发脆、发黄了的大草纸,盯看上面模糊不清的字迹,既有一份怀旧思绪袭来,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感慨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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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8年刚参加工作不久,本想松一口气,做些轻松的事情,先后接了这部英日词典的翻译和《联合国世界遗产・南欧卷》的翻译任务。但后来发现这两件工作做起来都毫不轻松,费时费力。二者分别出版于2006年2009年,占去了我不少时间,但我并不后悔。这样的工作虽然旷日持久,但所付出劳动与最后的学术价值乃至社会效益是成正比的。认真做好,读者受益多、收获大,也是一种社会贡献,特别是词典类工具书更是马虎不得,否则误人子弟。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我是多么精力充沛啊,那时候的青年教师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相对来说,可以从容做些耗时较长、然而却几乎算不上“业绩”的翻译工作。
3 k% F7 I0 l3 }另一方面,对于词典及词典编译工作,我始终有一份特殊的钟爱,既是出自对词典的高度信任和热爱,因为一部好的词典就是一位好老师,堪为学习外语的良师益友,但更主要来自对堪称“圣人苦役”的词典编译工作的敬畏心。做好了,可以普惠广大读者、一代甚至几代人,可谓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能做这样的圣人尤其令人尊敬。2014年,我又接了翻译《日语口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20)的任务。虽然难度颇大,但倾注6年心血,终于完成翻译,出版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肯定,心里感到十分宽慰,也多了一些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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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 g3 c! i) d3 O1 @* H1 \7 Z最后,《英汉多功能学习词典》的“出版说明”(2009年6月)对引进翻译该词典的缘由做了如下说明:
7 I9 r& ^ {3 e \+ s( \本词典原版为日本小学馆出版的Learner’s Progressive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第二版。编纂者均为英语语言专家,他们谙熟外国人学习英语的需求,洞悉学习者的薄弱之处,对症下药,想读者之所想,在词典中增加文化词目,提供详尽语法注解,配附地道例证,开设同义词、词源、词根、词类变换活用等栏目。该词典在日本推出后,颇受读者青睐。鉴此,我们从日本小学馆引进该词典翻译成中文版,以飨读者。
# |0 s8 M" w4 a$ O接下来,“出版说明”还提到了翻译的难度,并对我们的翻译劳动及价值进行了评价:2 ]) ~4 e' b. v4 p3 z
将英日词典翻译成英汉词典是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精通英语、日语和汉语。朱泱先生和潘钧先生孜孜矻矻,很好地完成了翻译工作。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日文版的某些内容根据我国语言文字规范进行了调整。当这样一本厚重的词典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尤其是当它真正地对每位英语学习者有所助益时,我们每位幸与其事者均备感慰悦。, N3 D* c$ ?" W; `; B( m
寥寥数语,朴素真挚,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孜孜矻矻,很好地完成了翻译工作”和“尤其是当它真正地对每位英语学习者有所助益时,我们每位幸与其事者均备感慰悦。”这两句话。每读到此处,总要泪目,顿时感到之前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4 r) B* U) u0 ?小文写毕,我发给了词典的原责任编辑、现任《英语世界》主编的邢三洲老师看,他感慨地说:/ m* p3 F, _: ^5 B
“谢谢潘老师,我拜读了一遍,想起很多往事,也知道了您和词典的故事。以前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后来回忆时总能感觉到美好,我本人也是靠这本词典成长起来的。这本词典转到我手里时已经拖了很多年,编辑难度很大,一是审译上要照顾英日两种外语,二是词典体例格式细碎繁杂。当时,其他编辑都是绕着走,我那时年轻,初生牛犊无知无畏。编辑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但收获也是超出预料的,我后来做了很多大词典项目的主持人,如牛津朗文等,再也没怕过,包括后来去做杂志主编也没怯过,也可以说经过这本词典洗礼后一览众山小了。其实,我有时候想人生也是如此,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或说俗点,吃亏是福。”. m. `. W _) z# j6 a' h' `
邢老师说的真好。一切努力都会有回报。没有付出哪里会有收获?
/ v9 d( B6 U/ _) w+ v5 |% \- Y最后想说的话是,感谢商务、感怀岁月,更要感念那个渐行渐远的美好时代。 # J! ~3 o' n% Y. v' O$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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